代孕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，有人说它是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行为，它的出现圆了很多不孕不育家庭一个孩子梦，同时它可观的酬劳让另外一个贫困家庭的生活得以改善。但也有人认为它涉及伦理道德、血缘亲情、法律等问题应该严令禁止。那么在我国，代孕现状是怎样的呢?代孕到底该不该合法化呢?

　　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国内代孕领域的先驱，子嗣传承国际助孕中心的负责人薛总接受我们的专访。

　　随着二胎政策正式开放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不孕不育的难题。“想生的生不了，身体条件不允许;能生的不想生，经济条件不允许，负担不起。2015年10月二胎政策全面开放，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很多想要二胎的小夫妻们终于能遂了心愿，但还有一部分人发现，机会来了，人却不行了。更严峻的是不孕不育的难题不只是存在与二胎家庭，很多家庭连头胎都还没有着落。我从事代孕这个行业十多年，专注为不孕不育家庭服务，子嗣传承国际助孕中心总部位于深圳，在美国、泰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等国家设立分公司与接待中心。与境外卫生部及20余家顶级生殖医院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。”薛总告诉记者。

　　去年十二月，一场由四川省法制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关于“代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”的高峰论坛在成都召开，与会武汉代孕专家就该问题现场进行观点碰撞。

　　会上有关资料介绍，目前全国从事代孕行业的中介机构已达上千家，但像子嗣传承这样专业、专注服务多年的机构少之又少，子嗣传承算是国内代孕领头羊。到目前为止，关于“代孕”的法律法规只有一项：原卫生部于2001年发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，但是这项规定不能依此规章限制公民行使权利，而且内容中也没明确“代孕”的具体形式。“代孕”依然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。

　　我国代孕行为是否合法?

　　薛总：2015年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修正案的草案中曾有“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”的规定，但在正式通过时被删除了。

　　是否会造成伦理关系混乱?

　　薛总：女性做代孕者的背后有一个伦理道德观念争议，有人认为代孕女性不能卖子宫，这相当于“出卖自己的身体”，而有的代孕女性认为我的子宫就跟手、脚、脑其他身体器官一样，属于身体的一部分，也可以参与劳动，代孕是在我自己的权利范围内，自主运用自己的身体。这样两方的观点其实很难互相说服对方。

　　该不该立法?该怎样立法?

　　薛总：既然国内存在一大批需要的家庭，国家就不能忽视这一人群的需要，加之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文化，我们我们应该多去推进代孕立法，明确代孕相关事宜，才能规范行业，从而防范非法代孕引发的纠纷、犯罪等。

　　我武汉代孕建议应做到让在代孕过程中的各方都能参与讨论，比如有生育需求的家庭、想通过代孕赚钱的女性、志愿无偿代孕的代孕女性等，此外还有我们子嗣传承从事了这么多年的代孕服务，也应负起社会责任，为国家建言献策。尤其是在代孕中可能受到剥削的弱势一方，让各方群体都有平等发声的机会，立法时也能充分给予考虑。因此，无论是立法禁止、限制还是保护，都应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过程。

　　现如今代孕行为已成为各国都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。现代医学技术给生育困难群体带来了希望，目前全球都存在潜在的代孕需求，武汉代孕如何正视这个现象，不同国家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。为解决8000万不孕不育家庭以及2亿二胎家庭需求，子嗣传承始终坚持以最好最优最安心最高成功率为宗旨，从2008年创建至今，传承为8000多户需求家庭，成功诞下超过10000名健康的代孕宝宝。

　　国际上允许代孕的国家也为数不少，如希腊、英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等国都允许代孕，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国家对代孕也设置了各种法律门槛。

　　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研究代孕立法的国家，可谓开了代孕的先河。美国各州有权选择承认或禁止代孕，目前，50个州里至少有26个州的法律允许或不禁止代孕。

　　采访最后薛总指出，各国立法正在出现由全面禁止代孕向有限度地合法化转变的趋势，我国立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作出禁止代孕的规定，应当遵从民意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。

　　编辑：dz11-0076

代孕妈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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